凉入画屏秋缈缈

太岳粉。欢迎日主页欢迎留评。杂食党无洁癖。置顶被屏,同人都在“太岳的同人”合集。叫我“缈缈”或“麓麓”随意。在word单机一个太岳原型的长篇古言,短篇暂时咕咕咕😂扩列请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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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之杰”张居正》(1984年10月《文史知识》)

这篇里面的太岳又燃又苏,重读的时候我心里甚至响起纪录片大气磅礴的BGM和旁白。而且完全没有黑点。。。80年代的治学态度好严谨,扎实流畅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作者王世华那时是安徽师大的青年教师,现在已经是明史学会副会长。重看恍然,原来我初中是看了这篇文无意识入坑的。(请不要对我年龄有误解,这是家传的存货23333)。爱情开始的地方。。。我只是为了学文史知识,小编你为什么要拉我早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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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象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引自〔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自从明太祖朱元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就成了事实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衮衮首辅,不下数十,但真有作为,在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只有一个,他就是明代中期的张居正。《明史》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卷213)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赞他是“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屋(古厚字)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朴传》),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隆庆四年十月,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家庭纠纷,率众请求内附,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定收留他们。张居正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王崇古,指授方略,妥善安置把汉那吉,然后要王崇古、方逢时联名上疏,请求朝廷受降。疏稿至朝,朝议大哗,很多人以“敌情叵测”为借口,反对纳降。连兵部尚书郭乾也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力排众议,和内阁首辅高拱极力主张受降,终于说动穆宗,对把汉那吉授官赐衣,后来又应俺答的请求,礼送把汉那吉回归故乡。

  

  由于对把汉那吉处置得当,终于感动了俺答。俺答不仅把先前背叛明朝、扰乱边疆的叛臣缚送明朝,还请求封贡、互市,愿意和明朝和平相处。这本来是有利双方的好事,可朝廷又是物议纷然,有人甚至攻击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明史·王崇古传》)。张居正认为“封贡”、“互市”是争取边境安宁的“大机大略”,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一方面在朝廷力争,申说贡、市之利,批驳各种谬论;另一方面又致书王崇古,希望他不要顾虑朝廷中的流言浮议。在张居正等人的力争下,隆庆五年终于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俺答进行贸易。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数千里边防线上,千戈化为玉帛,炊烟代替硝烟,明朝赢得了二十余年的边境安宁,开创了蒙汉人民和平交往的新局面。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去世,神宗即位。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密谋策动太后和神宗下诏,罢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一跃而为首辅,总揽大政。

  

  六年的阁臣生涯,锻炼了张居正的政治才干,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积重之势的认识。但是困难并没有使他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勃勃雄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抒发过“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张文忠公全集·诗集·拟西北有织妇》)的远大抱负。如今“长风”真的把他送到了“君傍”,而这时的君王却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十岁小孩,权力和重担实际上都落在张居正一人身上,他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了。他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

  

  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常运转。因此,他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六部及都察院对于皇帝批准的各项奏章,应立即转发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应先酌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一式三本文簿。一本留底,月终注销;一本送达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半年将文簿上交一次。另一本送交内阁查考。这样,对于要办的事情,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考成法收到了显著成效,原来那种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互相推诿、公文旅行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另外,他针对当时在用人问题上的各种弊端,大声疾呼:要“为国家爱养人才”(《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并提出了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明史纪事本末》卷61)、“随才任使”(《论时政疏》)、“信而任之”(《陈六事疏》)的用人之道大胆选拔了一些各有专长的人充实到各个部门,使其扬长避短、人尽其才。万历二年,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着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情况,张居正又推行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明通鉴》卷66),能尽心本职工作。他还裁减,贪官,请皇帝召见各地廉官,以资奖励。张居正认为:“致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明史纪事本末》卷61)因此他对地方官考察很严,规定能够“安静宜民”者列为上考,如果“虚文骄饰”,即使平日浮誉素隆,也列下考。经过这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的情况大为改善。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朝中期的衰败,当然不仅仅是吏治的腐朽,其他的弊政也所在多有。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实干家,对于各种弊政,他总是一桩桩地去厘革。如“核驿递”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明朝在全国各地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开支主要由沿途百姓负担。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凭据)使用驿站。但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甚至在驿站恣意追逼勒索。例如衍圣公(孔子的嫡系后裔)借着每年进京朝贡之机,“横索驿递”,“科派骚扰”,沿途生事百端”,“及至京师,淹留数月,待私货卖尽,然后启行”(《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凡此种种,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张居正决心对此加以整顿。万历三年,他对驿递的使用制度,做了详尽严格的规定,并由考成法来监督执行,违者重罪。规定颁布后,凡有以身试法者,均受到严惩。如甘肃巡抚的儿子擅用驿递,被革去官荫。甚至皇亲去武当山祈嗣,也不敢使用驿递。张居正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回乡应考;命令仆人骑驴返里,为父祝寿;后来他弟弟病重,回家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张居正也立即交还,并致函表示自己身为执政大臣,“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张文忠公全集·答保定巡抚张浒东》)经过这样一番整刷,驿递状况一反旧观,“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百姓负担也减轻不少。

  

  接着,张居正又开始了对财政的初步整顿。自正德、嘉靖以来,明朝在财政上就陷于困境,各地积欠的赋税越来越多,国家收入逐年锐减。神宗初年,曾诏许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悉行蠲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去百分之三十,其余一律在交纳本年赋税时带征。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诏令,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加督查,完不成任务的,抚、按官听纠,郡县官听调。结果国家的岁入逐年增多。他还采纳户部尚书的建议,地方收入除必需开支外,一律上缴中央充作军费,这又使军费逐渐充裕。又由于和俺答互市,获得大批马匹,就将原来太仆寺所养的种马卖给民间,从而开辟了财源,使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在开源的同时,张居正也不忘记节流。作为首辅,他没有迎合神宗的侈靡,而是循循善诱,劝导神宗节俭。在他的坚持下,宫中很多奢侈的开支或罢或减,一些锦上添花的工程也被停止,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些措施,终于使明朝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入不敷的窘况。

  

  张居正既有“富国”的理想,也有“强兵”的决心。他在全力整顿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边防的关注。自从俺答封贡以后,西部北部边境,烽火寂然。但鞑靼的另一首领土蛮却常在东北边境入犯,他们还和名义上归顺明朝的兀良哈部时相联合,构成东北边患。这样,蓟州、辽东二镇又首当其冲。“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加强防御。为了充分发挥戚继光的作用,张居正信任他、支持他、苦心维护他,使继光动无制肘,“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土蛮不能攻蓟,就把战火烧往辽东,但又受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痛击,使土蛮始终不能得逞。为了肃清东南倭寇的骚扰,张居正在沿海分段设寨,加强戒备。同时整修兵船,巡弋近海,一旦倭寇来犯,便歼敌于海上,不使他们登陆。在南方,对屡屡反叛的南方部族,张居正也“次第遣将削平之”

  

  万历五年九月,正当张居正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父母去世,一定要离职守制三年。除非皇帝特许,才能丧服视事,谓之“夺情”。张居正回顾入阁以来,揽政五年,致力改革,国家刚刚由乱归治,中兴在望,如今一旦撒手,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明朝的中兴,在皇帝诏许下,他置封建孝道于不顾,决定“夺情”视事。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交章弹劾,“至悬谤书通衢”,攻击张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后来在神宗的干涉下,才制止了这场风波。

  

  张居正在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国事中来,开始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河患问题。为了根治河患,张居正独具慧眼,果断地起用了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让他总理河漕,主持治河。并“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问出入。诸奉行不及事者,下诏狱鞠治之”(《明史纪事本末》卷61)。而潘季驯也不负重望,他日夜焦劳,躬自勘查,制定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一整套治河方案。不到一年,大功告成。原来“横流四溢,经年不治”的黄、淮,如今出现“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的太平景象,为害多年的河患终于解决了。

  

  为了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万历六年,张居正奏请“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史·食货志》)。明初全国纳税土地共有八百五十万顷,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官僚地主乡绅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又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以致出现“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摊派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明史纪事本末》卷61)的状况,到了弘治年间,全国纳税土地竟只有四百二十万顷。使国家财源面临枯竭的危险。为此,张居正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张文忠公全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的气概,冒着得罪豪强巨室的危险,重新清丈土地,“其挠法者,下诏切责”(《国榷》卷70)。经过三年的大清查,查得天下土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超出三百万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在查清了田亩数字以后,为了均平赋役,张居正又改革了赋役制度,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把部分丁役摊到土地上征收,赋役一概征银。一条鞭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史载:“自正、嘉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多年紧张、繁重的国务,终于使张居正心力交瘁。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永远离开了他所苦恋的事业,终年58岁。张居正入阁以来,十年揆席,治绩炳然。他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张居正为国家赢得了富强,却为自己带来了祸殃。他身死未几,尸骨未寒,便遭到一些人的肆意攻击。而神宗也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于是下诏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夺以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差点剖棺戮尸。张居正家乡荆州地方官也抄其家、封其门,他的家属饿死者竟达十余人,他的弟弟、儿子也被流放。张居正身后的劫难,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

  

  海瑞曾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国榷》卷71)事实正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才是值得肯定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由于他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眼前利益,这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同时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又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了矛盾。也必然会招来不测之祸。这一切都决定了张居正改革最终必将陷于失败。这是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切改革家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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