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之杰”张居正》（1984年10月《文史知识》）
这篇里面的太岳又燃又苏，重读的时候我心里甚至响起纪录片大气磅礴的BGM和旁白。而且完全没有黑点。。。80年代的治学态度好严谨，扎实流畅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作者王世华那时是安徽师大的青年教师，现在已经是明史学会副会长。重看恍然，原来我初中是看了这篇文无意识入坑的。（请不要对我年龄有误解，这是家传的存货23333）。爱情开始的地方。。。我只是为了学文史知识，小编你为什么要拉我早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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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象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引自〔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自从明太祖朱元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就成了事实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衮衮首辅，不下数十，但真有作为，在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只有一个，他就是明代中期的张居正。《明史》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卷213）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赞他是“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屋（古厚字）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朴传》），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隆庆四年十月，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家庭纠纷，率众请求内附，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定收留他们。张居正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王崇古，指授方略，妥善安置把汉那吉，然后要王崇古、方逢时联名上疏，请求朝廷受降。疏稿至朝，朝议大哗，很多人以“敌情叵测”为借口，反对纳降。连兵部尚书郭乾也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力排众议，和内阁首辅高拱极力主张受降，终于说动穆宗，对把汉那吉授官赐衣，后来又应俺答的请求，礼送把汉那吉回归故乡。
由于对把汉那吉处置得当，终于感动了俺答。俺答不仅把先前背叛明朝、扰乱边疆的叛臣缚送明朝，还请求封贡、互市，愿意和明朝和平相处。这本来是有利双方的好事，可朝廷又是物议纷然，有人甚至攻击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明史·王崇古传》）。张居正认为“封贡”、“互市”是争取边境安宁的“大机大略”，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一方面在朝廷力争，申说贡、市之利，批驳各种谬论；另一方面又致书王崇古，希望他不要顾虑朝廷中的流言浮议。在张居正等人的力争下，隆庆五年终于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俺答进行贸易。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数千里边防线上，千戈化为玉帛，炊烟代替硝烟，明朝赢得了二十余年的边境安宁，开创了蒙汉人民和平交往的新局面。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去世，神宗即位。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密谋策动太后和神宗下诏，罢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一跃而为首辅，总揽大政。
六年的阁臣生涯，锻炼了张居正的政治才干，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积重之势的认识。但是困难并没有使他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勃勃雄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抒发过“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张文忠公全集·诗集·拟西北有织妇》）的远大抱负。如今“长风”真的把他送到了“君傍”，而这时的君王却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十岁小孩，权力和重担实际上都落在张居正一人身上，他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了。他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
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常运转。因此，他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六部及都察院对于皇帝批准的各项奏章，应立即转发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应先酌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一式三本文簿。一本留底，月终注销；一本送达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半年将文簿上交一次。另一本送交内阁查考。这样，对于要办的事情，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考成法收到了显著成效，原来那种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互相推诿、公文旅行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另外，他针对当时在用人问题上的各种弊端，大声疾呼：要“为国家爱养人才”（《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并提出了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明史纪事本末》卷61）、“随才任使”（《论时政疏》）、“信而任之”（《陈六事疏》）的用人之道大胆选拔了一些各有专长的人充实到各个部门，使其扬长避短、人尽其才。万历二年，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着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情况，张居正又推行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明通鉴》卷66），能尽心本职工作。他还裁减，贪官，请皇帝召见各地廉官，以资奖励。张居正认为：“致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明史纪事本末》卷61）因此他对地方官考察很严，规定能够“安静宜民”者列为上考，如果“虚文骄饰”，即使平日浮誉素隆，也列下考。经过这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的情况大为改善。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朝中期的衰败，当然不仅仅是吏治的腐朽，其他的弊政也所在多有。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实干家，对于各种弊政，他总是一桩桩地去厘革。如“核驿递”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明朝在全国各地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开支主要由沿途百姓负担。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凭据）使用驿站。但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甚至在驿站恣意追逼勒索。例如衍圣公（孔子的嫡系后裔）借着每年进京朝贡之机，“横索驿递”，“科派骚扰”，沿途生事百端”，“及至京师，淹留数月，待私货卖尽，然后启行”（《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凡此种种，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张居正决心对此加以整顿。万历三年，他对驿递的使用制度，做了详尽严格的规定，并由考成法来监督执行，违者重罪。规定颁布后，凡有以身试法者，均受到严惩。如甘肃巡抚的儿子擅用驿递，被革去官荫。甚至皇亲去武当山祈嗣，也不敢使用驿递。张居正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回乡应考；命令仆人骑驴返里，为父祝寿；后来他弟弟病重，回家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张居正也立即交还，并致函表示自己身为执政大臣，“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张文忠公全集·答保定巡抚张浒东》）经过这样一番整刷，驿递状况一反旧观，“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百姓负担也减轻不少。
接着，张居正又开始了对财政的初步整顿。自正德、嘉靖以来，明朝在财政上就陷于困境，各地积欠的赋税越来越多，国家收入逐年锐减。神宗初年，曾诏许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悉行蠲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去百分之三十，其余一律在交纳本年赋税时带征。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诏令，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加督查，完不成任务的，抚、按官听纠，郡县官听调。结果国家的岁入逐年增多。他还采纳户部尚书的建议，地方收入除必需开支外，一律上缴中央充作军费，这又使军费逐渐充裕。又由于和俺答互市，获得大批马匹，就将原来太仆寺所养的种马卖给民间，从而开辟了财源，使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在开源的同时，张居正也不忘记节流。作为首辅，他没有迎合神宗的侈靡，而是循循善诱，劝导神宗节俭。在他的坚持下，宫中很多奢侈的开支或罢或减，一些锦上添花的工程也被停止，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些措施，终于使明朝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入不敷的窘况。
张居正既有“富国”的理想，也有“强兵”的决心。他在全力整顿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边防的关注。自从俺答封贡以后，西部北部边境，烽火寂然。但鞑靼的另一首领土蛮却常在东北边境入犯，他们还和名义上归顺明朝的兀良哈部时相联合，构成东北边患。这样，蓟州、辽东二镇又首当其冲。“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加强防御。为了充分发挥戚继光的作用，张居正信任他、支持他、苦心维护他，使继光动无制肘，“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土蛮不能攻蓟，就把战火烧往辽东，但又受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痛击，使土蛮始终不能得逞。为了肃清东南倭寇的骚扰，张居正在沿海分段设寨，加强戒备。同时整修兵船，巡弋近海，一旦倭寇来犯，便歼敌于海上，不使他们登陆。在南方，对屡屡反叛的南方部族，张居正也“次第遣将削平之”
万历五年九月，正当张居正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父母去世，一定要离职守制三年。除非皇帝特许，才能丧服视事，谓之“夺情”。张居正回顾入阁以来，揽政五年，致力改革，国家刚刚由乱归治，中兴在望，如今一旦撒手，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明朝的中兴，在皇帝诏许下，他置封建孝道于不顾，决定“夺情”视事。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交章弹劾，“至悬谤书通衢”，攻击张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后来在神宗的干涉下，才制止了这场风波。
张居正在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国事中来，开始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河患问题。为了根治河患，张居正独具慧眼，果断地起用了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让他总理河漕，主持治河。并“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问出入。诸奉行不及事者，下诏狱鞠治之”（《明史纪事本末》卷61）。而潘季驯也不负重望，他日夜焦劳，躬自勘查，制定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一整套治河方案。不到一年，大功告成。原来“横流四溢，经年不治”的黄、淮，如今出现“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的太平景象，为害多年的河患终于解决了。
为了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万历六年，张居正奏请“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史·食货志》）。明初全国纳税土地共有八百五十万顷，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官僚地主乡绅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又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以致出现“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摊派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明史纪事本末》卷61）的状况，到了弘治年间，全国纳税土地竟只有四百二十万顷。使国家财源面临枯竭的危险。为此，张居正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张文忠公全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的气概，冒着得罪豪强巨室的危险，重新清丈土地，“其挠法者，下诏切责”（《国榷》卷70）。经过三年的大清查，查得天下土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超出三百万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在查清了田亩数字以后，为了均平赋役，张居正又改革了赋役制度，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把部分丁役摊到土地上征收，赋役一概征银。一条鞭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史载：“自正、嘉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多年紧张、繁重的国务，终于使张居正心力交瘁。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永远离开了他所苦恋的事业，终年58岁。张居正入阁以来，十年揆席，治绩炳然。他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张居正为国家赢得了富强，却为自己带来了祸殃。他身死未几，尸骨未寒，便遭到一些人的肆意攻击。而神宗也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于是下诏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夺以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差点剖棺戮尸。张居正家乡荆州地方官也抄其家、封其门，他的家属饿死者竟达十余人，他的弟弟、儿子也被流放。张居正身后的劫难，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
海瑞曾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国榷》卷71）事实正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才是值得肯定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由于他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眼前利益，这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同时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又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了矛盾。也必然会招来不测之祸。这一切都决定了张居正改革最终必将陷于失败。这是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切改革家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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