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全文来自国家社科资助项目《明代九边军费考论》一书，全书32.8万字。本篇仅为知识交流和探讨性质的书摘，不代表我个人观点。
【全书摘要】讨论了明代九边军费问题。从整个明代的情形分析，九边军队、马匹数额并没有大规模增加。由户部给发的年例银有比较迅速地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经历了从赋役范畴内军费到财政范畴内军费的演变过程。在明代，由户部掌管的太仓库财政并未承担起全部国家财政的职能，以军费开支在太仓库总支出的比例逐渐增大为理由，认为九边军饷导致了明代财政危机并进而导致明代的灭亡是站不住脚的。明代九边军费的拖欠和挪借表明，晚明经济的发展是少数产业和少数人的发展。这种发展一定程度上掏空了国家，掏空了社会，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晚明最大的危机依然在于，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式微，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
【要点摘录】
一 兵数变化
在中国古代，“居重驭轻”是国家防卫思想的基本原则，保持强大的由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以确保京师安全，并防止地方尾大不掉。在明代初期，也设立了强大的京师队伍，永乐间，京营兵力常保持在八十万至一百万之间。此后，明代京营几经变革，人数剧减，作战能力严重下降。
隆庆以后九边军队人数较之以前有了比较大的增长，且稳定在六十万左右，这种增长主要是由宣府、大同和蓟州镇的军队大量增加所造成的。这一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它反映出明代北部防守格局的重大变化。明代中后期，九边防守越来越呈现出以保护京师为重的特点。
尽管明代中期以后辽东形式日渐危急，但辽东镇主兵力并没有太大增加。万历四十六年战争爆发后，辽东一带兵数大增，主要是各地援兵所导致。
二 马匹
北京太仆寺只负责京营军队和京畿附近的马匹供应，各边镇的战马由各地行太仆寺自行供应。由于行太仆寺品级过小，无法形成对相关机构的有效约束和管理，导致边镇马政混乱不堪。
嘉靖以后边镇马匹数量的锐减与明代马政的变革密切相关。养马本身属于徭役之一种，可以将之称为“赋役马”。从弘治后期开始，大量赋役马开始改折成银两，成为太仆寺的重要收入来源。每逢边镇请讨马匹之时，往往以马价银支付令其自行购买，此时供应的马匹可以称为“财政马”。从长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角度看，从“赋役马”向“财政马”的转变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转变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赋役马”时代，总体上还可以就马匹的大小肥瘦壮弱等进行基本的掌控。“财政马”时代，马价银无疑更便于不法之人上下其手、牟取私利，大量马价银落入个人囊中，马匹数量的剧减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万历六年七月到一十九年十月，九边合计共给发马价银百零三万余两，但真正用于购买马匹的数量不足五十万两。
三 京运银
九边的军费供应，主要有四种形式:屯田、民运、开中和京运。根据制度，主兵费用由屯田和民运开支，客兵费用由开中支付，京运系接济性质。
但随着屯政日渐废弛，屯田所发挥的实际效用日渐式微。明中期以后，仅具有象征意义。
民运实际为户部转移支付的田赋，各地额发九边的民运数量基本为固定值。
开中为客兵费用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筹集粮料的有效方式，弘治以后，在叶淇改制、盐法壅滞、势要中盐、余盐制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发挥的作用也日渐下降。
与此同时，原先作为补充不敷的京运银逐渐成为边镇钱粮来源的主体。
嘉靖以后，募兵制兴起，安家饷银、军械、马匹等各种费用均需国家财政支付。募兵制下的军人军饷远高于原有军户制下的主兵，出现了额设主兵大量逃亡进而再自行应征募兵的现象。
明代兵与饷是严格分离的，户部不知兵，兵部不知饷，户部每每欲以兵不足额扣发额饷，兵部则以额饷必须给发以补旧兵相应对。由户部支付的京运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增加。
四 钱粮管理
1、严格意义上讲，户部是边镇专责钱粮的唯一机构。但很显然，面对各镇动辄百余万的钱粮出纳与监管仅靠户部郎中一人不可能，在抚受体制所限没有自身属员、武官系统被彻底排除钱粮管理的情况下，由地方行政系统相关人员兼管成为九边最现实的选择，从而就形成明代九边钱粮管理中独特的“寄衔”制度。
由于各管理机构职能多有交叉，在具体执行有关粮征收等各种事务时，彼此制约，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
2、明中期以后，节省钱粮依然为考核户部郎中的主要指标。出于考核和升迁的考量，部分郎中往往以积羡余为能事，实际上基本为克扣钱粮或逃亡未补所致。
五 粮料购买
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国家供应的本色粮料逐渐减少，民运、开中和京运俱以银两发放军人获取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和用于饲养战马的草料。由此在明代的北部边疆，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采购市场。
应当说，在边疆局势相对平稳、商品流通相对畅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行为解决粮料问题，无论是对国家、商人还是士兵均为有利。但是，明中期以后，边镇基本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导致士兵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
【总结论】
明代太仓库财政（或者说户部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毫无疑问，明代财政收入之大端为田赋，不过，大部分田赋并没有进入太仓库成为户部实际掌握的财政资源。
太仓库的开支主要有三:京支（主要是京官俸禄折银和在京官军月粮银，另有部分内府召买开支）地方赈济和边镇京运。明中期以后，太仓库的主要职责就是供应九边军费，其他国家层面的财政收支基本与太仓库财政无关。既然如此，无论九边军费在太仓库开支中占多大的比例，都是可以理解的，这部分财政本来就是用来支付边镇京运，此时的太仓库不过是承担转移支付者的功能。
明代军费管理系统核心思想是“以文制武”和“相维相制”。总之，正是兵与饷的严格分离等因素，保证了中央在丧失强大的京师部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对边镇手握重兵官员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得明代后期没有重演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悲剧。
明中期以后，普通百姓无论是赋税还是徭役基本改折为银两缴纳，由此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市场。但是，这种由赋税改折而出现的全国性市场并不意味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没有大幅度提高，生产没有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明代赋役改折人为地造就了虚假的市场繁荣，随着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九边各地，屡屡出现有银无粮的现象。实物和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但我们在评判这一转变的历史作用时，必须结合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多数情况下，太仓银不足并非由于普通民众没有缴纳应纳赋税，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豪绅倚势抗延、地方ZF已征不纳。张居正引应天巡抚宋阳山来信云:当时“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不唯如此，晚明时期本应承担赋税征收和缴纳职能的地方ZF也成为拖欠的主体之一。这并非地方没有征收，而是征收以后地方官挪用或作私用，导致上困下穷。
边镇军费普遍改折银两后，各机构围绕军费的管理和支配展开争夺。基本上在嘉靖中期以前，每当户部和九边有司其巡抚就军饷问题发生争执时，皇帝一般首先训斥地方一定要俭省。嘉靖中期以后，尤其是万历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九边索兵请饷的奏折飞檄而至，动辄就是几十万两，面对地方官的索要，皇帝一般先命令户部筹措各种款项满足地方的需要。
万历以后，明代朝野上下的不正常现象预示着明政府面临的题绝非财政危机那么简单。崇祯后期，北方辽东已失，国家岌岌可危。此时，士子们却依然花天酒地、歌舞升平，似乎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其毫无关联。崇祯九年（1636），“嘉兴姚北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姚北若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这已经不是某人的个体行为，而是群体性活动。
通过明代各机构在九边军费上的运作可以看出，晚明的问题绝非财政危机那么简单，对一个政权来说，最大的危机依然在于，随着国家政治控制力的式微，官僚系统的集体性腐败、怠政和不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