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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声言事”还是“邀名待时”— 王用汲弹劾张居正题本的相关史实考辨
【摘要】万历六年五月，王用汲借弹劾都御史陈炌，对首辅张居正发起攻击，是张居正改革时期一件较为重要的事，王用汲因此声名大噪，以刚直闻名。此次题本录于《明史》，流传甚广。本文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考辨，认为王用汲的弹劾多与事实相悖，同时对王用汲此次弹劾动机和收益加以评述。
一、王用汲生平和事件概述
王用汲（1528年－1593年），字明受，号麟泉，泉州晋江人。隆庆二年（1568年），四十岁的王用汲登戊辰科进士，历任淮安府推官、常德府同知、户部员外郎。万历六年（1578年），削籍为民。四年后，张居正去世，王用汲迅速东山再起，升任大理少卿，寻迁顺天府尹，又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万历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恭质。
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是万历六年一起重要政治事件，发生在张居正改革的转折期和攻坚期。事情概述如下：万历五年十一月初一，明神宗以“星变”为理由，下诏考察群臣。吏部察处了五十一名官员，据史料记载，王用汲在当时，对此未有上奏。
时隔半年，万历六年五月，张居正离京回乡安葬父亲的三个月期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题本，旧事重提，以此为由弹劾都御史陈炌，进而反对张居正以及他主导的改革。因此次弹劾影响重大，神宗实录、明史均节录主要内容。王用汲也因此被时人和史书认为是刚直之人，对他持肯定态度，“用汲为人刚正，遇事敢为”，《明史》编纂者认为他“自尹京后，累迁皆在南，以强直故也”。
此文试对王用汲题本所述以及相关史实逐条考辨，商榷王用汲对张居正的此次弹劾是“直声言事”，还是考量政治风险与收益之后的“邀名待时”投机之举。
二、对弹劾题本中涉及诸人的考辨
王用汲的题本中，首先对吏部、都察院的一系列人事调整提出异议，认为均不合理，并声称都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暗中操纵的结果，提醒十六岁的万历皇帝予以警惕。因这段文本的重要性，现引如下：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遂为都御史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巡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即炌当世宗朝，亦养病十余年。后夤缘攀附，骤列要津……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
本文认为，王用汲这次弹劾所叙述的几次人事调整，与历史事实均有较大出入，这一事实出入，或与王用汲自身情况有关。万历六年，王用汲年半百，登上仕途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外为官，此时回京，仅为从五品的户部员外郎。因其官位较低，来京时间短，信息不畅，无法直接了解吏部、都察院等人事部门的运行，对张居正为政措施、内阁中枢事务、内阁辅臣与皇帝的关系等，更只能道听途说，因此，多为捕风捉影，管窥蠡测之言，不足征信。在此逐一辨析：
（一）都御史陈炌、佥都御史王篆论御史赵应元的真实原因
王用汲认为，赵应元为上司陈炌所论，导致罢黜，起因是因为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回湖广归葬其父，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前往见张居正，张居正暗恨，之后赵应元请病假，佥都御史王篆者“迎合居正意，属都御史陈炌劾应元规避”[ 明史 王用汲]，遂除名。
因《明史 王用汲传》编篡时，以王用汲的弹劾题本为依据，未作过多考证，因此，对这一史实的叙述存在较大偏差。陈炌弹劾赵应元“规避”，实则并非指赵应元规避出席张居正葬父这一私事，而是指赵应元规避履行其他公务。陈炌时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对都察院下属拒绝履职进行及时弹劾纠正，是上司应尽的管理职责。时任佥都御史王篆，职位次于都御史陈炌，对拒绝履行公务的下属给予处分建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陈炌（1520—1585），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曾奉旨总督河南盐务，他注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嘉靖年间，三边总督曾铣遭权臣构陷，蒙冤被杀，正是陈炌主持正义，上疏朝廷，力辩其冤，使之得以平反昭雪。据此，陈炌并非王用汲所弹劾的趋炎附势之人，恰恰相反，是一位正直敢言，入官场三十余年，行政经验丰富的官员。王篆（1519-1603），湖广夷陵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王篆为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名播朝野，“对军国官府大事，凡其所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用汲入京城官场不久，凭道听途说，指二人为庸碌无能，趋炎附势之人，认为王篆为了阿附首辅张居正，挑拨上司陈炌弹劾赵应元，这与事实完全相悖。同时，王用汲也无视了都御史、佥都御史对于御史的履职情况，本就负有监督管理职能。
按《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五月”，可见陈炌弹劾下属赵应元的详细缘由：
都御史陈炌题：巡按御史赵应元差满出境之后，忽尔称病乞休，诈托规避，甚失台规，亟宜罢黜，以为欺肆之戒。上曰：御史差满，依限赴京，考察回道，宪禁甚严。近来托病回籍殊为蔑法，赵应元革职为民，今后有仍前故犯，的照例行。
据此，事实已非常清晰明确。万历元年起，首辅张居正针对官场吏治废弛的情况，雷厉风行整肃吏治，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招来一些慵懒官员的不满。张居正整顿吏治之前，官员经常借出差回乡休假，长达数年。对此，张居正规定不得借出差旅游会友休假，对京官，给定出差期限，按期回京覆命。
明代巡按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员，从洪熙元年（1425）起，为避免与地方产生利益纠葛，规定巡按御史的任期一年，每年的八月出巡，满一载即还京述职。御史赵应元万历四年八月起巡按湖广，至万历六年五年，已近两年，属于超限。按照制度规定，御史出差期满，应按照期限回京述职，对这一规定，之前已三令五申。而赵应元任满离开湖广后，却拒绝回京述职，不到都察院履行正常程序，在回京途中忽然称病乞休，甚至不交接工作就扬长而去。御史身为监察风纪的官员，如此率先公然违反制度规定，对吏治的负面影响很大。身为赵应元上级的都御史陈炌及时对这一行为进行弹劾，是尽职管理下属的体现。万历皇帝对赵应元无故拒绝履职的“规避”行为也大为震怒，当即作出将赵应元革职为民的决定，以警示其他官员“今后有仍前故犯，的照例行”。当时，张居正归乡并不在京，这一处理决定是万历直接作出并宣布。
王用汲无法找到合理原因替赵应元开脱，竟称“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意为很多官员请病假，为何只处罚赵应元一人？首先，对于王用汲声称当时很多官员请病假这点，存在质疑，众所周知，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以来，吏治为之一新，“朝下而夕奉行”，有些官员甚至抱怨过于严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当时存在王用汲所述众多官员纷纷请病假的现象。退一步说，请病假有时限长短之别，有真病托病之分，有履行完正常交接手续后病假与不辞而别的分界，岂可一概而论？哪怕再退一步，即使赵应元的违规行为在当时并非孤例，王用汲如果秉公直言，既然掌握情况，应当奏明其他违规人员，提请一并处罚，而不是主张“大家都这样违规”，以此试图为赵应元开脱。
（二）王用汲所称“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引疾”考
王用汲为替赵应元辩解，又称“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巡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意为还有其他人也是巡按事完毕病休，陈炌为何不一并弹劾？
这一指控更属捕风捉影。根据明实录，陆万钟任巡按御史时为万历二年八月，刘光国万历元年十二月即为巡按御史，陈用宾更是万历四年七月已由巡按广西御史调任别处，陈用宾其后政绩卓著，为名臣，巡抚云南期间，为促进云南经济做出极大贡献。现有史料中，三人在御史期间都有数次上奏记录，持续时间段较长，并无病休痕迹。即便从常理推测，按照三人开始担任巡按御史的时间，结合明代官员常规任期，三人即使在御史任上病休，也应早在万历五年十一月之前。而陈炌万历五年十一月才从吏部调任都察院，王用汲何以认为陈炌能够对未履任之前的事情一一追溯管理呢？
（三）王用汲“昨岁星变考察”相关论述考
王用汲认为“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万历五年九月到十月，朝中百官围绕内阁首辅张居正夺情与守制，进行激烈论争。“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强烈反对张居正夺情，上疏声称“天象示异，星变非常凡事，必质诸人心而安，始揆诸天意而顺”。对此诉求，神宗采纳，“于万历五年十一月癸丑朔，以星变，命四品以上京堂官自陈，庶官听部院考察。”据此可见，星变考察恰是反对张居正夺情一方提起的。
在依言进行考察后，仍有部分官员认为这次考察出于首辅张居正私心，对此，张居正本人就曾上奏予以说明。
臣按旧规，每选京官考察时，吏部都察院预行各衙门堂上官，开列应黜官员事迹，送部院会同考察；此时兵部尚书方逢时，奉命代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门所开及本部司员所访姓名事迹告臣言:“据所开，则应黜者众，奈何？”臣即语之曰：“人才难得，况此乃非时考察，事起仓促，恐一时廉访未真，或有亏枉。但取罪状显著，人所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时考察人数，比之往年独少。臣何尝属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时见在，皇上试一问之，可知也。
此次京察，由吏部、都察院主导，代管吏部事的兵部尚书方逢时负责。张居正在考察期间并未参与，在考察结束，方逢时汇总各衙门开具不合格应黜落官员名单后，张居正提出宽大处理。因此，这次罢免人数比历次京察都少。
此外，王用汲列举习孔教、张程、赵志皋等三位遭降黜官员，认为他们遭到降黜原因都与忤逆张居正有关，除张程的事迹不可考，原因不明，这也与事实不相符合。
习孔教（1536－1597），字时甫，号豫川，江西庐陵人，隆庆二年进士，为王用汲同科。王用汲认为，翰林习孔教是因为邹元标之故，遭到降黜。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入刑部观政，万历五年秋，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与吴中行等人一起遭到廷杖。当时，习孔教作为翰林院同事，曾经具疏申救遭廷杖诸人。王用汲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习孔教是为此得罪首辅张居正，在考察中遭到报复。但事实上，廷杖事件时“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儁、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俱具疏救，格不入。学士王锡爵乃会词臣数十人，求解于居正。”
当时满朝反对张居正夺情，为廷杖诸人上疏申救的大有人在，声势浩大。但这次考察，在上疏的人中，遭到降黜的仅有赵志皋、习孔教二人。翰林院侍讲于慎行是张居正赏识的学生，申救廷杖诸人言辞激烈，当时，张居正明确表达过对于慎行此举的不悦，但于慎行并未在这次考察中遭到任何打击。
王用汲声称遭到贬斥的“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他或认为，习孔教与邹元标是江西同乡，所以受牵连，同理，礼部主事张程与刘台也为江西同乡，所以受到牵连。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王用汲弹劾的“夤缘攀附”张居正的都御史陈炌，却同样为江西人。可见，在这次考察中，江西籍官员并未因地域遭到特殊对待。
王用汲又声称“考后劣转赵志皋（浙江金华府人），又以吴中行（南直隶武进人）、赵用贤（南直隶常熟人）而迁怒”，因无其他特殊关联，王用汲或同样是从地域出发，认为三人家乡相近，赵志皋遭到迁怒。然而，赵志皋其人“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本非称职之人，考察不合格被贬职合情合理。
而得到王用汲极力称许“失辅臣之心”，因此虽然“素负才名”，却被外调的张岳，却实际上是因为经济问题遭到弹劾被贬官的，“查刷操江衙门赃赎银两，因劾岳违例滥费，并及嘉谟，故谪”。
由此可见，此次京察，总体上是以实绩和廉政为依据，根据吏部、都察院的考核结果做出。王用汲踏入京城官场时间尚短，对于张居正改革吏治后务求实效的政治生态、以及当时人事考察的运行了解不深，仅凭个人主观臆断以及片面的信息来源，肤浅地认为一些遭到降黜的人或因得罪首辅，或因同乡关系。其实，这次考察遭到贬斥的，甚至还有张居正儿子的授业恩师，礼部郎中张礼。同时，即使是王用汲预设立场的弹劾，也只能声称这次考察“……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承认里面只有一部分人是反对过张居正的，事实上，张居正因为夺情，几乎遭到绝大部分官员的反对，按此比例，绝大部分遭到降黜的官员，自然都存在反对张居正的言行。王用汲将事件的相关性误认为是因果性，故而得出错误推论。
三、“直声言事”还是“邀名待时”——对王用汲此次弹劾动机和收益的评述
因为这次弹劾张居正，王用汲一鸣惊人，获得“为人刚正，遇事敢为”的美名，也积累了日后的政治资本。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其背后的动机是否仅为“直声言事”，仍待进一步辨析。
（一）对弹劾时机的再思考
如前所述，这次京察发生在万历五年十一月，从王用汲的题本，他显然对京察结果不满已久。但他并没有立即不平则鸣，而是时隔半年，万历六年五月，尘埃落定后，方才上疏弹劾。万历六年春天，张居正离开京城，回乡安葬父亲。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内阁次辅吕调阳休假，阁臣张四维和王用汲交好，看到此上疏，为保护王用汲，并未告知张居正此事，直接奏报将王用汲削籍为民。
张廷玉《明史》对这一经过叙述略有偏差，称“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狱廷杖。会次辅吕调阳在告，张四维拟削用汲籍，帝从之”，事实上，王用汲上疏时，张居正远在湖广江陵，并没有人告知他，张四维已处理完毕。当年六月十五日，张居正回京后，内阁其他三位辅臣仍未告诉他此事，直到六月二十日左右，张居正才阅读王用汲的题本，上《乞鉴别忠奸以定国是疏》澄清事实，予以驳斥。但此时，王用汲早已被削籍为民，平安逃脱处罚。
夺情事起时，所有人知晓张居正其后必将告假回乡葬父。王用汲等待半年，苦心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发起弹劾，既博得美誉，又免受廷杖，最大限度保全了自己，可谓一举两得。
（二）出于王用汲自身处境的考量
据统计，明代进士平均登科年龄为三十三周岁，而王用汲登进士时，年已四十周岁，踏上官场起步较晚，名次不高，为三甲第一百零四名。因此，在没有特殊机遇的情况下，王用汲到万历六年，循序升迁，此时仅为从五品户部员外郎，在之前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并未展现卓异才能，如继续按部就班，按照规定，需等到六年或九年考满后，再次升迁。对于年已五十周岁，离致仕时日无多的王用汲，此生并无官场显达的机会。因此，王用汲如果对仕途有强烈的进取心，就不得不考虑非常规途径，比如明代官员常用的通过弹劾重臣获得名声，虽然暂时会遭到打击，但当朝局发生变化时，就大有希望东山再起，飞速升迁，不失为一条捷径。万历六年，因为夺情事件，朝中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势力逐渐显现，张居正本人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王用汲自然也清楚看出这一点，因而放手一搏。
后续事实证明，王用汲的这次判断是正确的，也获得了巨大回报。几年后，张居正遭到清算，王用汲迅速复出得到提拔，短短数年，官居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卒赠从一品太子太保，由四十周岁的三甲同进士到此地位，王用汲不可不谓飞黄腾达。
综上，本文认为，王用汲弹劾张居正的题本，存在诸多与事实相悖的偏差。王用汲此次弹劾，也并非完全出于“直声言事”，而是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为个人积蓄政治资本审慎考量，由于后世修史未加考证，将王用汲题本原文录于《明史 王用汲传》，对张居正的形象解读造成了一定误导，故而在此予以考辨。
